据方正中期期货分析师王盼霞介绍，焦煤方面炒股指平台杠杆，山西地区洗煤厂开工小幅下滑，主流地区精煤销售良好，独立洗煤厂因原煤紧缺出现停产现象，精煤产量有减。除此之外，山西吕梁地区个别高硫主焦矿井因工作面搬迁等原因暂停生产，主要焦煤供应继续减少。

天下粮仓数据统计显示昨日国内鸡蛋价格下跌。    山东到户价格为4.00-4.35跌0.07-0.15元/斤；江苏地区价格为4.23-4.45跌0.06-0.10元/斤，主产区均价格4.19元/斤，较前日跌0.10元/斤。

贺龙夫人薛明在《贺龙的最后岁月》书中讲道：“1969年6月9日14时53分，贺龙元帅逝去前16分钟的一份血糖检测单，这份血糖报告上，贺龙元帅的血糖指标高出了正常人十几倍，这是高剂量葡萄糖注射静脉造成的后果。”

南昌起义失利后，贺龙的部队被打散，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维汉建议贺龙先去与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余部会合，然后再谋发展。

贺龙摇头说道：“我一个军都搞光了，吃了败仗还无兵无将的总指挥，我两手空空，我拿什么去和朱德会合？请组织批准我回湘西，给我两年时间，我要再拉起一万人枪。”

李维汉拗不过贺龙，只得向中央请示，一番波折后，中央最终同意贺龙、周逸群赴湘鄂边，组织发展革命根据地。

1928年1月18日，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8人乘船赴湖北洪湖，准备与段德昌领导的游击队会合，途经新堤镇时，贺龙发现码头上有一支十余人的国民党民团。

贺龙眼瞅着民团手中铮亮铮亮的汉阳造，对周逸群说：“我们远道来访，总得给段德昌准备些薄礼吧？我看，就是这些枪了！”

贺龙一行8人身穿国军将校军服停船登岸，大摇大摆的走向民团，民团队长眼见一群国军军官登岸，赶紧吹哨子集合士兵列队迎接。

好家伙，根本不止10多个，一通哨声过后，跑出来列队的士兵站了三排，足足有近30多人。

贺龙也不慌，站到队列前，拉下墨镜问道：“你们认识我吗？我就是悬赏二十万大洋的贺龙啊！”

周逸群等随行人员也同时掏出枪指向队列。

民团队员一听贺龙的名字本已吓得魂飞魄散，又见卢冬生还拿枪顶着队长的脑袋，更是乖乖的马上把枪放到了地上。

就这样，贺龙领着8个人，兵不血刃地缴获了30余支长短枪。

到1929年，贺龙、段德昌、周逸群领导的游击队，已先后创建了湘鄂边、洪湖两个革命根据地。

1930年7月，贺龙率领红四军东进（并非井冈山上那支红四军），与周逸群领导的红六军会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军团长，周逸群任政治委员，段德昌任军长。

红二军团初建完毕，便在石首藕池大败敌军，歼敌两个多团，缴枪两千余只，“贺胡子”的威名从此响彻湘鄂西！

从此刻起，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部队发展壮大到三万余人，成为了红色苏维埃的一支重要武装，一支不可或缺的革命力量！

贺龙用实际行动，向党中央，向李维汉兑现了两年前许下的诺言！

1935年6月13日，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此时，由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尚未开始长征。

1935年6月25日，主席率领着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以及高级将领数十人，顶着瓢泼大雨，站在两河口路边迎接张国焘。

时隔多年后，主席与张国焘再次见面的这天，中央红军领导人以及高级将领们全都肃立雨中，望着远处的张国焘骑在一匹大白马上，神釆飞扬的疾驰而来……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蜜月”却是非常短暂的，当野心勃勃的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只有一万余人时，坐拥8万雄兵的他开始打起了小算盘。

当时在党内，论资历、论实力，无人能与张国焘匹敌！

张国焘头顶中共一大代表的桂冠，身披李大钊嫡传弟子的光环，手握雄兵8万，他岂肯甘居人下，他的目标是取代中央！

果然，不久后矛盾和分歧就出现了，而且愈演愈烈！

中央红军意欲北上，张国焘则坚持南下，意见不合甚至威胁中央。

僵持两个多月后，置身四方面军的叶剑英从电报中发觉张国焘异动，匆匆赶回报讯。

为避免发生火拼，1935年9月9日，主席决定率中央红军单独北上。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宣布另立“临时中央”、决定“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中央委员及一切职务，并开除党籍，下令通缉。”

当年的开国元勋们，提着脑袋闹革命，被国民党悬赏通缉是家常便饭，谁要不被通缉个三回五回的，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革命者。

但被同样叫作红军的红军通缉，却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

1935年10月7日，张国焘率部南下，在最初取得几个胜利之后，在百丈地区遭遇到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军以及川军刘湘部的三面合围，一仗下来，损失一万多人。

接下来红四方面军连战连败，短短6个月时间，从8万大军锐减至不到4万人。

伴随着军事上一次再一次的失败，又在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严正警告下，张国焘最终不得不承认错误，并取消了“临时中央”。

1936年7月1日，由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在干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当晚，一直留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总司令将这一年来张国焘闹分裂的种种情况，详细告诉给了贺龙。

1936年7月3日，红二、红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召开“会师庆祝大会”，坐在主席台上的贺龙瞅准机会，在张国焘刚要站起来发言致词时，轻轻拉了一下他的衣角，张国焘不明就里，疑惑的看着贺龙……

贺龙拍拍腰间的手枪，半开玩笑的说道：“只讲团结，莫要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黑枪！”

从此，张国焘怕贺龙怕得要死，也正因为贺龙这一次半真半假的恫吓，使得张国焘彻彻底底的服软，再也不敢心存分裂红军的企图。

不久，红二、红六军团，与留在红四方面军中的红一方面军第32军（罗炳辉的红九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

主席在建国后多次讲过：“张国焘是害怕贺老总的，四方面军最后能与二方面军一起北上与中央汇合，贺老总是立有大功的！”

时间来到了1943年，此时正值如火如荼的延安整风运动时期。

林彪的夫人叶群原名叶静宜，抗战前期曾在国民党CC系控制的中央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参加过“三青团”举办的演讲比赛，凭着伶牙俐齿得了第一名，陈果夫出席了这次演讲比赛，并亲自参与颁奖。

贺龙的夫人薛明与叶群是旧识，非常了解叶群的这一段历史。时值延安整风期间，薛明劝说叶群，让她主动向组织如实陈述自己过去的经历。

叶群号啕大哭，又吵又闹，大骂薛明诬陷好人……

薛明见叶群撒泼，便向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王鹤寿科长反映了叶群的历史问题。

据后来担任中纪委书记的王鹤寿回忆：叶群知道薛明已向组织反映了自己的问题之后，满地打滚，哭叫不止，引来围观者无数！

中央组织部接到薛明的反映之后，迅速启动调查，通过外调，审查结论很快出来了：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是CC系控制下的新闻机构，职员众多。叶群仅是作为普通聘用人员在此工作，但从未加入中统及其外围组织。

此时的林彪受中央委派，正随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协助周恩来一起同张治中、蒋介石就克服内战危机、继续合作抗日等问题进行谈判。

1943年7月，林彪从重庆返回延安后，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贺龙当夜即登门拜访，向林彪解释：“整风期间，向组织如实反映问题，是每个党员的义务和职责，也是必须有的革命立场，我老婆薛明如果有问题，叶群也可以揭发嘛！”

平时瘦小内向，沉默寡言的林彪勃然大怒：“趁老子在重庆，你们就在后方搞我老婆的黑材料？”

1945年4月，延安召开七大，山东代表团团长林彪在会议间隙，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炮校校长朱瑞等将领，正在摆弄一支带瞄准镜的日制九七式狙击步枪。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参谋长张经武向林彪详细讲解枪械性能。

一向严谨内敛，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爱好的林彪一见此枪就爱不释手，反复把玩。贺龙见林彪非常喜欢这支枪，便表示要将此枪送给他，林彪以“君子不夺人所好”婉拒，现场气氛非常尴尬。

时光飞逝，1969年6月9日，贺龙在林彪一伙的残酷迫害下，不幸逝去，享年73岁。

1975年6月9日，贺龙元帅去世6年后，中共中央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为贺龙元帅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并召开追悼会，贺龙元帅的骨灰盒上覆盖着党旗，骨灰盒编号81号。

薛明在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对总理讲：贺龙重病期间，邱会作对“贺龙专案组”提出，医疗要为专案服务！

1980年12月，邱会作在特别法庭上供认，林彪曾对自己做过指示：配属“贺龙专案组”的总后卫生部医疗组，医疗要为专案服务！

1969年6月8日清晨，贺龙连续呕吐，呼吸急促，心率加快，这正是糖尿病酸中毒的表现特征。

配属“贺龙专案组”的总后卫生部医疗组的一名医生，进到囚室给贺龙打了一针止吐针便出去了，但并未止住贺龙的呕吐。

期间，临时被允许陪护贺龙的薛明催了5次，一直拖到晚上8时，“贺龙专案组”医疗组来了两名医生，给贺龙吊上葡萄糖和生理盐水后对薛明说，经请示邱会作批准，次日要让贺龙去住院。

当夜，医疗组一共为贺龙输入大剂量的葡萄糖2000cc，说是能够缓解酸中毒。

6月9日上午10时，“贺龙专案组”医疗组来了很多人，抬了一副担架进来，不由分说便把贺龙抬上担架。

贺龙躺在担架上默默地望着薛明，说道：“我去了医院以后，你去哪里呢？”

薛明哭着回答：“他们让我去医院陪你，我就去医院陪你。他们如果不让去，我就在这间屋子一直等着你，我哪里也不去！”

贺龙被抬出房间的最后一刻，一直默默地注视着薛明，几十年的夫妻，这最后一刻的凝视，竟然成为了最后的诀别！

目视着贺龙的担架被抬上车，随着车辆的远去，薛明心神不宁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到了下午4点钟，两名专案组成员进到房间通知薛明：去医院核实材料，签一份文件。

薛明看着面无表情的这两个人，心头瞬间涌上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刚到医院，薛明就被带进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两个人，他们分别是“贺龙专案组”的组长、“专案组医疗组”的组长。

不等薛明坐下，开口说道：“人死了，叫你过来签字！”

噩耗如晴天霹雳，薛明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从早上10点贺龙被担架抬走，到此时刚过了5个小时，文件上的死亡时间是1969年6月9日15时零9分。

薛明泪眼婆娑，她不敢相信，贺龙从上午10时被送进医院时，人一直都是很清醒的，这短短的5个小时，人怎么就没了呢，这怎么可能，薛明不敢，也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签完字，薛明在301医院的一间病房里看到了自己的丈夫，共和国元帅贺龙最后一眼。

贺龙静静地躺在那里，只有一条白布单覆盖在元帅那高大硕长的身躯上。

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75年6月9日，在贺龙元帅逝世整整6周年后的骨灰安放仪式上，薛明紧紧拉着总理的手失声痛哭道：“他冤啊！”

终于，在1980年12月审判林彪集团的特别法庭上，一份材料摆到了审判长江华的面前。

这份材料是1969年6月9日14时53分，在贺龙元帅逝去前16分钟的一份血糖检测单，这份血糖报告上，贺龙元帅的血糖指标高出了正常人十几倍，这是高剂量葡萄糖注射静脉造成的后果。

材料里还有一份当年配属“贺龙专案组”医疗组成员的证词，证词里写道：

“……邱会作对总后卫生部配属给“贺龙专案组”医疗组的全体成员做出指示：医疗要为专案服务！”

特别法庭上，邱会作对此供认不讳，称这个指示是林彪下发的。

1982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了“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在这份决定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贺龙元帅的一生做出了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贺龙元帅为中国革命作出的不朽贡献！

本文资料引自——

1、贺龙夫人薛明口述《贺龙的最后岁月》

2、原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著《刘复之回忆录》

3、《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炒股指平台杠杆，2010年版。